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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炳銀:《魯國春秋》的當下書寫

更新時間:2019-03-04 | 文章錄入:jkz | 點擊量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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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長久以來,人們尊孔承儒,也曾否儒批孔,潮起潮落,風風雨雨。但以史觀之,孔子不朽,儒學難絕!儒學強盛的生命力量表現古今少有。作為一門系統的學說,進而上升為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,延續演進,這樣的學說就一定是具有根性的作用和價值了。所以,對創建這個學說的人及其學說生長生存環境的研究追溯和表達,無疑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課題。楊義堂先生長久沉潛于這個研究表達其中,如今成果以《魯國春秋》呈現于世,是個很不易得到的可喜收獲。

  周代的魯國是孔子的祖國,也是那位制禮作樂的周公的封國,周公要留在京城輔佐成王,派長子伯禽來這里治理國家,伯禽在魯國用周禮來“變其俗,革其禮”,后世的歷代魯公也沿用周禮,當時的人們就贊賞說“周禮盡在魯矣”。

  《春秋》是孔子親自編撰的一部文化典籍,也是孔子最為看重、寄托著自己政治理想的一部書,他“貶天子,退諸侯,討大夫”,其微言大義,一字褒貶,令“亂臣賊子懼”,孔子說:“知我者,其惟《春秋》乎!罪我者,其惟《春秋》乎!”

  《魯國春秋》作者楊義堂長期在孔孟之鄉濟寧市的文化部門工作,對經歷了2500年歷史風雨的孔子及其儒學,多有研究體會。此前,楊義堂已經有《大孔府》《大運河》《抗戰救護隊》《北游記:蘇祿王傳》出版,這部《魯國春秋》是更具有宏大敘事、家國情懷和時代意義的作品。

  讀《魯國春秋》,最鮮明突出的感覺是,這是一部有歷史價值和時代意義的優秀紀實文學作品,其對于歷史的把握應當是靠得住的。其中人物、事件和圣賢的語錄都是于史有據的,是深得周公、孔子思想精髓。作者走進中華文化的最深處,又從最深處捧出一串串珍珠,向我們深情講述孔子和儒家思想賴以產生的大歷史,深情講述中華禮樂文明、德治、仁愛思想的來源和發展。我為作者能寫出這樣的作品感到高興,或者說,我為今天這個浮躁的環境能出現這么有高度、有深度、有力度的好作品感到欣慰。我也是受儒學影響很大的人,但對孔子儒學的研究很少。讀了《魯國春秋》,贊賞楊義堂作品在幾個方面存在重要價值。

  一、《魯國春秋》以豪盛之氣努力接續孔子《春秋》,再現了整個魯國的恢弘歷史和社會政治狀況。孔老夫子所著的《春秋》是一部斷代史,記錄了從魯隱公元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共242年之間,周天子及各諸侯國的大事,這期間,魯國共有十二位國君在位。而楊義堂的《魯國春秋》,從伯禽封魯開始算起到魯頃公時期的公元前256年魯國被楚國蕩滅,共有36代魯公,790多年的歷史。作者沿著歷史的脈絡,按照周族的血脈傳承和魯國國君的世系,中間交織著重大歷史人物和事件,一一娓娓道來。特別是后期,魯國季孫氏、孟孫氏、叔孫氏三桓興起,歷代貴族和國君的斗爭,也都交代得比較清楚,向我們展現了周代魯國這樣一個貴族民主制國家的全貌。周公和伯禽之后都是貴族,他們都可以上朝堂議政,就是普通的國人,也可以參與國事活動,不能拿著奴隸制社會民盡微塵、沒有作為的概念套在魯國歷史的頭上。走進魯國,你會發現,這是一個由周公“親親”“尚恩”的思想建立的一個東方古老民主制國家,與后來西方的民主政治迥然不同,值得我們好好體察理解、研究和探尋。

  二、《魯國春秋》從周公到孔子,清楚地勾畫了中華禮樂文化興起和在魯國傳承發展的脈絡。中國作為禮儀之邦,歷史源遠流長,這個禮的來源就是周公和孔子。周公是中華民族偉大的“元圣”,他從商朝滅亡的“殷鑒”中汲取教訓,感覺到敬天事鬼是無濟于事的,天必須和民意聯系在一起的,只有“敬德保民”才能永享太平。他建立嫡長繼承制和分封制,并演示了一套禮樂制度,用禮來形成社會的差別,用樂來促進社會的文化和諧。周公長子伯禽是周朝的大祝,負責祭祀,將這套禮樂制度帶到了魯國,后世的歷代魯公尊周公和伯禽為“先圣”“先君”,都尊崇和傳承這套禮樂制度,想法維護這套制度。但是,周公作為國家制度的制定者,他制定的《周禮》其實只是限于官僚制度,被稱為《周官》或《周官經》。五百年之后,孔子作為社會底層的士,他信奉周禮,帶領弟子們演習的禮儀,就是《儀禮》,也稱《士禮》,已經是民間的禮儀了,這有個禮儀制度逐漸普及和下沉的過程。孔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們不斷地闡發和總結孔子禮的思想,形成了《禮記》,又對禮的思想進行形而上的提升,使其包容更加豐富的文化思想內容。這部《魯國春秋》,有豐富的思想內涵,從周公、孔子再到后世弟子們,一以貫之,把中國禮樂文明的歷史和傳承發展都講得接近清楚了。

  三、《魯國春秋》從魯國大歷史來研究孔子,講清了孔子和儒家思想產生的根源。《魯國春秋》這部書告訴人們,孔子的成功不是偶然的,而是有其天時地利的因素,天時是春秋末期,魯國出現了陽虎之亂,陪臣執國命,讓魯定公和季孫氏看到了底層人士的力量,改變了只有屬于伯禽之后的貴族才能當官的歷史,開始重用平民出身的孔子,孔子由此登上歷史舞臺;地利是孔子所在的魯國,是周代保存周公禮樂最好的國家,經常在周公廟里用八佾舞表演來祭祀周公,演奏的音樂就是上古的《韶樂》《大武》《大夏》等六代樂舞,唱的詩就是《雅》《頌》和各國的《國風》,《尚書》等典籍就藏在宮室里,《魯春秋》就是魯國史官記錄的歷史,文王的《易》、周公的《易象》都在魯國得到保存。孔子一生棲棲遑遑,周游列國而沒有成功,68歲回到魯國后也不受重用,他帶領弟子們編訂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易》《春秋》,到他73歲去世,只有短短五年的時間,就編訂了《六經》,如果不是有魯國的文化基礎,他親自去各國采風,搜集詩歌,編訂一卷《詩經》,也是很難完成的。換句話說,正是因為魯國有博大精深、源遠流長的文化,孔子抓住了這些文化,述而不作,才成就了孔子和儒家思想。

  四、《魯國春秋》講好故事、塑造人物、渲染氣氛,從文學上看也是比較成功的。楊義堂的這部《魯國春秋》和他之前寫的《大孔府》、《大運河》、《抗戰救護隊》一樣,十分注重講故事,講引人入勝的故事,許多故事情節緊湊,前后照應,讓人不忍釋卷。《左傳》中記載了許多有關卜筮、日食等災異之事,晉代人據此批評《左傳》“其失也巫”,其實,這是當時魯國政治生活中的現實狀況。楊義堂在《魯國春秋》中就選用了幾處,如魯莊公的弟弟季友出生時,占卜的說,這個孩子很富貴,將在周社和亳社之間執政,如果他這一支消亡了,魯國也將消亡了。季友長大后,很有主見,巧妙地與慶父進行斗爭,擔任了僖公時代的執政卿,成為季氏的始祖,等到季氏所建的費國消亡的時候,魯國也真的滅亡了。再如魯昭公時期,出現了日食,主對國君不利,季平子看不起國君,不讓舉行祭祀活動。幾只八哥飛到宮廷里做窩,魯昭公很高興,但是大臣很害怕,說民間有兒歌“八哥來做窩,國君居乾侯,八哥住宮中,國君住野外”。后來,果然魯昭公被驅逐,住在晉國邊界上的一個叫乾侯的小地方。這不能簡單的歸為“巫”或者說成是迷信,這是當時人們真實的心理愿望寫照。在這部書中,人物有上千個,重要人物也有上百個,作者根據歷史上的記載來鋪陳故事,許多人物寫得栩栩如生。例如周公勤奮與憂郁、魯隱公忠心不二、魯文公文弱不爭;再如文姜的沉淪與救贖、季文子的小心謹慎、季武子的自私自利、東門襄仲的心狠手辣、叔孫豹的風流倜儻,還有子家羈的忠勇剛烈、陽虎的膽大包天,仿佛就是一幅長長的魯國人物畫廊,讓歷史真的“活起來”。我們從作品中接觸認識了這些人,也就更好地理解孔子,理解那些難讀的儒家經典。《魯國春秋》還有一個很大的亮點,就是恰到好處地引用了《詩經》中的原詩,“《六經》皆史”,《詩經》中有許多是歷史事件的真實寫照,周公東征的《漸漸之石》《破斧》,文姜淫亂的《南山》《載馳》,西周滅亡時周赧王吟誦的《黍離》等,信手拈來,比比皆是,作者用這些詩來印證歷史,渲染氣氛,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底蘊。

  五、《魯國春秋》對于推動文化復興和治國理政,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。《春秋》是中國歷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典籍。有《左傳》《公羊傳》《谷梁傳》等“春秋三傳”,形成了經學史上蔚為壯觀的“春秋學”。其中尊王攘夷、治國安邦的道理,被譽為萬世成法。在中國歷史上還有一個現象,凡是《春秋》學興盛的時候,幾乎都是國家強盛、民族團結的“大一統”時期。

  習總書記在 2011年中央黨校秋季學期開學典禮上,以《春秋》的“大一統”思想來闡述國家統一的偉大意義。他說:“春秋時期,孔子修訂《春秋》,包含‘大一統’思想。到了秦漢時期,‘大一統’已成為當時政治思想領域中的主流。基于這種認識,各族人民都把維護國家統一看作天經地義、義不容辭的神圣使命與責任。”作為今天的作家,從《春秋》紛亂的事件中理清思路,找尋智慧,奉獻給這個中華文化復興的偉大時代,對于返本開新、堅定文化自信,對于治國理政、維護國家統一,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

  (作者為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、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副主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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